2017年公考申论热点：逃离北上广现象

　　　　【背景链接】

　　近日，一个微信公号发出“4小时后逃离北上广”的活动。“从现在开始的4小时内，赶到北京、上海、广州3个城市的机场”，在那里，有工作人员一共准备了30张马上起飞的往返机票，通往30个“未知但美好的”国内旅行目的地，先到先得。

　　活动一经推出，立即在社交网络上得到了疯狂的传播。截止到当天下午5点，该微信获得了超百万的阅读量。在微博上，“4小时后逃离北上广”的话题至今已有超3000万的阅读量。

　　其实“逃离北上广”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差不多有十年的历史了，2010年还被入选了媒体选入当年的“十大房地产热词”。其背后是年轻人对于大都市激烈竞争的抵触，对快节奏高强度工作和生活的不满，对居高不下房价的绝望……除了“逃离北上广”，“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想去世界看看”“生活不仅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等话题，都能够轻而易举地挑起他们敏感的神经。

　　在“逃离北上广”热潮掀起不久，又出现过“逃回北上广”热潮。这一代的年轻人有不少都是对大都市深恶痛绝，但却又选择了留下来，还有更多的人在涌入这些城市。据人口普查数据，从2009年到2014年，上海流入人口达504万，这一数据在北京有396万，广州274万，而德国首都柏林的总人口才350万。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集中在北上广的比例，2010年是54.1%，三年后增至57.3%。

　　【标准表述】

　　[权威论述]

　　城镇化格局更优化——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更加突出，中小城市数量增加，小城镇服务功能增强

　　城市生活和谐宜人——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亚里士多德

　　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

　　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是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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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离北上广的原因]

　　1.生活压力大

　　要逃离北上广的人，理由不尽相同。大城市的生活压力较大，许多人选择离开，多是源于最初对城市竞争压力估计不足。他们希望从大城市回到中小城市或者乡村，也是因为后者生活成本较小，并容易照顾父母等目的。在他们心目中，大城市象征着一种精神高度紧张、令人疲惫吃力的生活，而中小城市则较为恬淡安闲，二者的对立虽有一定现实依据，更多的则出之个人的想当然。

　　2.工作的机械和单调

　　另外一些人要求逃离大城市，是不满足于工作的机械和单调。这些人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怀抱梦想，希望能够在北上广这样的舞台上实现理想，渴求一蹴而就的成功，而现实只让他们成为一条条流水线上的普通齿轮。对这些渴望创新、不走寻常路的追梦人，逃离北上广并不是为了逃离日益严峻的竞争压力，而是对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生活产生怀疑。他们最习惯大声呼喊逃离，最终却常常走不脱。

　　3.高房价和低环境质量

　　逃离北上广，不仅仅是望而却步的房价，还因为大城市环境的恶化。因为雾霾，全国各地纷纷告急，并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关于生存与健康的大讨论。严重的城市污染、大气污染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健康，不可逆的PM2.5污染物质吸入体内，长此以往将会造成各种疾病，夺走我们的生命。而这一切，北上广深首当其冲。

　　4.深层原因：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各种“城市病”。

　　一些媒体在逃离北上广这件事情的讨论中，还列举了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原因。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北京是位居全球第9的昂贵城市，上海位列第11位。根据这一报告，国内媒体解读，认为这两个城市理应是对外来人口吸纳能力、包容性最强的城市，然而无论是上海的白领海归，还是北京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都越来越难以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这说明城市化令生活成本飙升的速度，远远高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速度。

　　[逃离北上广过程中中小城市面临的问题]

　　1.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小城市缺少人才吸纳和发展空间。区域发展极不平衡，政府投资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各种资源优势为城市所“通吃”。因此，除了那些更像城市，并且同样人满为患的许多省会城市外，那种真正适合年轻人发展，并能大量吸纳人才的中小城市，其实并不多。

　　2.小城市缺少政策上的帮助与支持。

　　有创业者表示，在有些地方的政策中，针对某项政策具体负责落实的部门也不明晰，“有关部门”的提法让他们“迷茫”。除此之外，还有融资政策难落地、创业政策服务缺乏针对性、扶助创业“走过场”等问题，这都是年轻人回家乡的“拦路虎”。

　　3.小城市公权力被滥用。

　　对于在北上广艰难谋生的人和企业而言，一些体制上的缺陷让他们感到谋生之艰难。但正如许多企业和个人在解释“为何难也要留下”时所坦言的，这种体制性、结构性的缺陷其实到处都有，而内地、小城市和农村这些开放程度较差的地方，体制问题只会比大城市更多、更难解决。

　　[逃离北上广的辩证分析]——没有资源的合理分配，“逃离北上广”只是伪命题。

　　1.盲目鼓动逃离，是对人才资源的浪费。

　　人才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既然是资源和财富，就该获得更充分的利用和发挥，而不是闲置浪费。既然许多足以让年轻人发挥专长、才智的公司、企业、部门都集中在北上广，既然小城市和农村暂时缺乏不少专才发光、发热、人尽其才的基础和空间，以“生活成本”为由，盲目地鼓动乃至催促年轻人“逃离” 北上广，去做垦荒牛，未必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让人家去，又给不了人家发挥才能的空间，是对人才资源的挥霍浪费。

　　2.城市的均衡发展，才能让年轻人走出大城市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应该是以特大城市发展为方向的，而是以中小城市发展为方向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均衡发展。但是，即使城镇化建设说得再好，没有产业带动永远不可能发展起来。要让大学生愿意走出大城市，就必须让他们能够走出大城市。这就必须解决产业布局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产业调整问题。可以考虑把一些产业从大城市外移到中小城市，从东部外移到西部。

　　3.说到底，留与守，取决于资源分配的合理。

　　将“逃离北上广”简单视为观念进步，无疑是肤浅的。不假思索为其鼓与呼，更是失之理性。自然有一些人必须离开，但前提是确立公平竞争机制。“逃离”本身不会带来解脱，唯有资源分配更加合理，选择二线城市才会意味着幸福感的回归。

　　[完善对策]

　　1.调整产业结构。中小城市要转型发展，就要调整产业布局、优化经济结构，为年轻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2.解决体制问题，营造公平环境。加大内地、小城市和农村的开放程度，建立公平、有序的社会结构，营造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多为社会中低层成员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为年轻人搭建更大的就业、创业舞台。

　　3.统筹区域平衡发展，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公共财政和金融要在和二三线城市之间合理分配，着力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扶持力度。

　　4.国家要始终把调解收入分配和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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