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公考申论热点：邻避效应

　　　　【背景链接】

　　所谓“邻避”是个人或社区反对某种毗邻设施建设或土地使用,因为这类建设产生的利益由社会全体所共享,而带来的不良后果却多由当地居民承受,因此建设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

　　近几年来核电、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厂等重大项目“邻避效应”日益凸显，而电、垃圾、污水处理等是大中城市发展面临也必须解决的重点项目。“处置很重要，但不能修在我家旁边”，“邻避效应”让部分垃圾焚烧发电等项目陷入“一建就反对、一反对就叫停”的困境。

　　2017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贺禹发起，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寿君、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王炳华等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提交了《服务国家战略，防范核电项目邻避冲突》的提案，建议建立政府主导、政企合力、上下贯通、统筹推进的核电科普和公众沟通模式,加强核电科普和宣传，为核电项目落地奠定公众基础。

　　【标准表述】

　　[如何看待邻避效应现象]

　　反对者的担忧有一定现实基础。一些运营中的火电、垃圾填埋项目,由于技术落后、管理粗放、监管缺失,造成臭气熏天、污水横流、田地被毁等污染,给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此前有关方面诸如安全、可靠、无污染等承诺,成了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正因为如此,公众难免心存疑虑和恐慌。

　　时至今日,科学技术已经取得长足进步,PX、火电、重化工、垃圾焚烧等项目的风险基本可控。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不管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风险因素都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公众的担忧也应该得到理解和考量。没有问题当然最好,一旦发生问题,势必损害事发地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引发“邻避效应”的成因]

　　“邻避效应”是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表面上看，“邻避效应”是居民对各类设施的厌恶，但从深层次分析，“邻避效应”的成因是复杂的，虽有经济补偿、风险认知和谣言传播等因素，但是选址决策封闭和缺乏居民参与协商，是引发“邻避效应”的关键原因。

　　随着居民维权意识的逐渐觉醒，对关系自身利益的政策亦越发敏感，有时候各类设施附近居民诉求的焦点不在于未得到合理补偿，而在于地方政府在各类设施决策中，忽视了居民的主体地位，居民很难在各类设施规划阶段表达意见。如果缺乏居民的参与，居民对风险的担忧也无法化解，因为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所有参与者信息、意见和价值互动的过程，并需要相互的尊重与信任。因此，在居民参与协商缺失的情况下，不但对决策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导致了对政府的不信任，也为谣言传播创造了条件，扩大了居民的恐慌心理，为“邻避效应”的发生提供了心理基础，加大了“邻避效应”的可能性。

　　从已经发生的很多“邻避效应”事件中也可以看出，信息的不透明、居民参与意愿被忽视，成为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如果以上各类设施的选址决策模式是暗箱操作，一旦居民知道自己的居住范围就是设施兴建的地址时，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们会在愤怒和惊诧情绪的支配下，誓言抗争到底。另外，在选址决策过程中，重视“ 环评”而忽略民意，重视预期效益而忽略政府公信力，以“科学”的名义为民做主，实际上却损害了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

　　[参考对策]

　　优化“邻避”设施决策模式。要从源头上消除“邻避”设施的外部性影响，实现利益受损民众的利益补偿，必须转变政府的决策模式，使政府决策从自上而下的“决定—宣布—辩护”模式转化为“参与—协商—共识”模式，充分吸纳民意，增强决策过程中的民主性，减少决策带来的风险和冲突。

　　提高“邻避”设施决策的参与度，增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提高决策参与度，可从四个层面着手：一是加大政府内部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参与，便于决策出台之前对敏感问题达成共识;二是拓展人大、政协的参与渠道，发挥体制内权力机关、咨询机关的功能，发挥人大、政协与民众之间桥梁纽带作用;三是动员 学者的参与，发挥 学者在决策专业性问题方面的权威功能;四是充分吸纳决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让其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力争与民众就项目决策达成共识。

　　确保公共项目决策流程的规范性，提高决策方案的权威性和科学性。首先，确保项目决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次，做实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源头上梳理决策的风险源，从而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降低决策的风险。再次，从制度上规定，决策实施过程的监管，提高决策实施的透明度，消除民众对决策实施过程的疑虑。最后，完善市民参与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对决策实施过程进行监督。

　　完善利益补偿机制，实现货币化和非货币化的利益补偿。“邻避”设施必然会带来负外部效果，给周边地区民众利益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在“邻避”设施建设中，根据“邻避”设施可能产生利益损失的规律，探索各种利益补偿的手段，建立“邻避”设施建设的基金，确立货币与非货币两大类补偿方式，平衡各种主体的利益。货币补偿可包括税费减免、直接给付金钱、健康保险、其他经济利益保障等;非货币补偿方式可包括增加公益性设施、房屋置换与搬迁、医疗保健服务、房地产价格保证、就业提供、小区环境改善等其他公益性产品。因而，在现实利益损失补偿中，当现金补偿无法达成一致时，可以考虑采用非货币的补偿方式或是一揽子补偿组合，从而避免因谈判僵化而导致“邻避”冲突事件。

　　完善项目实施后的全过程监管，充分发挥社会和市场主体的作用。这需要从制度上明确规定，对实施项目实行全过程监管，确保项目实施的主体履行项目启动时的标准要求，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消除民众对“邻避”项目后顾之忧。

　　加大对“邻避”设施本身的宣传和科普教育，提高民众对“邻避”负效应的认知度。发挥专业人士和新闻媒体的作用，力争将“邻避”设施科学知识讲清楚，用民众能听懂的语言，对普通民众进行教育和引导，减少市民的从众心理，提高民众的科学素养，为顺利推进公益性项目创造生态环境。

　　积极推进合法的重大公益性“邻避”设施项目落地。从近年情况看，政府重大“邻避”设施项目决策，一经抗议，政府便宣布项目停止，这种做法给民众强烈的心理暗示，即激烈抗议，项目便会终止，因此这种做法表面上看化解了群体性事件，但实际上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给将来埋下了更大的困难。因而，经过法定程序和科学论证的重大公益性“邻避”设施项目，在启动了相应的补偿机制前提下，为了保障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可在法律框架里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积极推进公益性项目落地，破解城市快速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困境，提升政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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