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转干申论热点：为何对裸官只查不晒？

　　全国“裸官”的摸底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就在人们翘首期盼结果时，十多个省市领导的一句“具体数据不便透露”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非但没有解开大众心中的疑惑，反而让祼官问题变得“一发不可收”。

　　追问“裸官”数量更要追问“质量”

　　“裸官”数量并不涉及国家机密，为何“不便透露”?据悉，有的声称“问题比较敏感”，有的表示“时机还不成熟”，有的是“遇到特殊案例”等。显然，任何拒绝公开“裸官”数量的理由都不能说服公众。因为公开“裸官”数量，不仅是尊重公众相关权利，也是治理“裸官”的重要基础——治理“裸官”不能缺少公众参与、监督。

　　多数省市最终会像广东一样主动公开“裸官”数量，不过，考虑到2008年至今全国“裸官”数量一直没有公开，所以，舆论追问各地“裸官”数量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追问，就能发现哪些地方拒绝公开“裸官”数量，舆论就能根据各地的回应进一步追问和探讨，进而“倒逼”各地有关部门主动公开信息。舆论该追问的不能只是“裸官”数量，各地也不能只回应这个简单问题。事实上，既要追问“裸官”的数量，更要追问“裸官”的“质量”，即与“裸官”相关的信息应彻底公开。比如说，多少“裸官”如实报告了个人情况，多少弄虚作假，也应该详细核实然后公开。据悉，各省摸底排查“裸官”的方式，都是填写“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情况报告表”。某些“裸官”有没有隐瞒个人情况，需要一一进行核实。但从相关报道看，治理“裸官”似乎只是摸底人数、调换岗位，这样，治理效果就有可能打折扣。

　　尤其是，“裸官”的财产信息是否掌握，公众需要详细答案。需要调查(或审计)和公开的财产信息包括，“裸官”是否转移财产，或者转移了多少财产，转移到哪儿，财产来源是否合法等。由于“裸官”最有可能转移财产，而且财产来源值得怀疑，所以，“裸官”的财产信息是否掌握，是否透明，直接关乎治理“裸官”的“质量”。

　　坦率地说，摸底“裸官”数量比较容易，先让官员自行填报，然后进行调查，还可以与相关档案进行核实，基本就能发现“裸官”有多少。但是，“裸官”个人信息尤其是其财产信息，是否掌握，是否转移，是否合法，这些“质量”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搞清楚。但如果搞不清楚“裸官”的财产问题，某些“裸官”就有可能人在国内财产在境外，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轻装外逃。

　　尽管1997年有关规定中就指出，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2006年、2010年均有相关规定出台，然而，“裸官”数量都不掌握、不公开，更谈不上有效治理。不过，今年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以来，治理效果大不一样。

　　要想彻底治理“裸官”，不仅要清楚“裸官”的数量，更要掌握“裸官”更隐秘的信息——财产;不但要对“裸官”进行调岗，更要让“裸官”彻底与公权力告别。(冯海宁)

　　“裸官”摸底后数量没必要“加密”

　　“裸官”摸底摸完了，多个省份却将数据藏着掖着，这也让许多人发出质疑：不肯公开，是因“裸官”多不愿揭丑呢，还是个中藏猫腻……

　　就常理上讲，对“裸官”的摸底，目的或是为了更好地监督“裸官”。应看到，一直以来，“治裸”虽调门颇高，可对于全国、各地“裸官”数量，却没有一个权威数据。这也凸显了“治裸”补漏的必要性，而摸底和公开，正是完善“治裸”体系的基础工程。

　　今年1月，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裸官”不得列入考察对象。也是在此前后，各地拉开全面摸底“裸官”，及对其岗位调整清理的序幕。3月5日，中央纪委副书记马馼表示，今年我国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登记后可“同级公示”。而上半年，中组部也下发《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也首次明确了“裸官负面清单”。这些都在推进“治裸”步伐。

　　按理说，在此节奏下，各地也应积极推进“治裸”工作步伐，包括排查后的“裸官”数量公开。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它也理应公开。可迄今为止，公“晒”排查结果的仅少量地区、单位，广东公布“全省查出2190名‘裸官’”，算是先人一步，大多数地方则讳莫如深。这显示出“治裸”的难度，也难免跟公众预期有些距离。

　　应该说，摸底是也只是治裸的第一步，摸完之后，不应归于沉默，最好是将数量公开。这样既能彰显“治裸”的决心，争取舆论支持，也能集纳监督之力。应看到，现在排查“裸官”，采取的是自行上报，很可能会有“漏网之鱼”。如果能向社会公开“裸官”数量和名单，也可借助群众雪亮的眼睛，甄别出某些漏报、瞒报的官员。

　　当然，一个问题是，公开辖区“裸官”的数量，有些地方并无自主权。再者现在摸底只是基本结束，得出最终数据还有个过程。但舆论反响，寄寓的诉求不难窥见：那就是“裸官”治理应置于公开的制度模式下，也纳入公众参与，摸底之后无妨进行阶段性公开。

　　本质上，公开“裸官”信息其实是在保护官员，利于建立健康的官员晋升激励机制。而今摸底基本完成了，“裸官”数量没必要“加密”。事实上，当“裸官”数量甚至名单都公开了，这无疑是信息公开的进步，“裸官”向“贪官”转化也能少些遁形之地，何乐而不为?□张燕(媒体人)

　　晒“裸官”信息才能有效“治裸”

　　“零信息”或“信息不对称”,一直是公众监督权不能有效发挥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就包括推出了首部信息公开法律。在行政信息公开的引导下,包括法务信息公开、检务信息公开等司法信息公开,也同时有了制度性进展。但不得不说的是,治理“裸官”的信息不透明,不仅有悖于近年来信息公开化的努力,也会妨碍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进而影响治理“裸官”的效果。

　　治理“裸官”本质是一场“信息监督”。在“裸官”认定上,需要充分的信息支持,光凭当事人“自主填报”,并不能保证信息准确、充分。若不放开信息流通渠道让民众监督,只听信于当事人一方单边提供的信息,当事人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处于“信息劣势”的审查部门,即使再尽职尽责,也难以一一及时揪出伪装的“裸官”。

　　进一步说,在治理“裸官”的标准适用上,没有充分的信息透明,将可能出现处理标准混乱或选择性执法。如果因信息不公开而导致这种结果,将使治理“裸官”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治理“裸官”之所以需要信息透明,还在于治理“裸官”针对的是一些核心公权力,尤需程序清楚。必须强调的是,按中央组织部有关文件,“裸官”指的是“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并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或长期居留权”的国家干部,而调整“裸官”岗位和限制“裸官”升迁,依有关中央文件的规定,其目的就是不能让“裸官”担任核心和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裸官”不等于贪官,也不等于叛徒,但“裸官”的事实,已足够让国家和人民失去对其行使国家重要权力的信任。“裸官”与“贪官”之间的互相转化的大量实例,也充分警示人们,治理“裸官”必然是预防腐败的“事前措施”。把相关信息充分公开给世人,人们越会理解和支持治理;对各地大小“裸官”的信息一视同仁地公开,也有助于让“裸官”本人支持有关部门对岗位“合理调整”。

　　从世界各国治理腐败的经验来看,越是移民输出国,越重视对“裸官”的治理。比如,俄罗斯不仅严力治理“裸官”,还将治理范围扩大到了拥有海外账户的官员;而在美国,没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没有资格担任总统一职,一些与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部门,对入职人员的“背景审查”是非常严格的。

　　有鉴于此,应该依从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法,通过“法定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条路径,按信息敏感程度,通过公示、披露、纠偏等多种程序,向社会公开相关的“裸官”信息,包括发现的数量和具体的人员。不要说目前多数地方连“裸官”人数都不公开,即便公布了总人数,但避开具体的人员,那些隐藏得更深的、能量更大的、越可能实质损害国家利益的“裸官”,就越难通过公众举报等方式查处。另一方面,没有信息透明化的政府行为,也会削弱自身的公信力。(和静钧)

　　(转载自《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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