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热点：“人情消费”还是“消费人情”

　　一个村民小组60户，3月份有42户以各种名义置办了酒席，另18户正在筹备，这是辽宁省中部某县纪委调研发现的;一个山区农民家庭年收入仅2万元，2013年人情随礼竟多达9600元。(5月19日《人民日报》)

　　古语有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借助适度的礼节往来，在彼此间传递感恩、敬重等情感诉求。但面对水涨船高的礼钱，情感互动的本意被不断异化，无力吐槽的又何止是新闻中这位山区的农民?逢年过节，在外打拼的游子被可预知的礼金开销拦住了回家的脚步;朋友结婚，人们装红包时预先算计“回报率”，一旦对方没有“加倍偿还”便心存芥蒂。《中国青年报》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以上的被调查者每年的人情消费在1000元-6000元之间，有两成左右超过了6000元;53.2%的受访者感觉人情消费负担重。

　　事实上，人情是人情，消费是消费，两者本不搭界，“人情消费”这样的组合已透着尴尬。而其原由，大致有三方面。一者，物价的上涨，从客观上推动了礼金数额的增长;二者，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让人们更加认同送礼这种简便的情感表达方式;三者，礼金在社会互动中的符号意义愈加明显，攀比炫耀心态让人们被绑架。

　　对比辽宁，我们身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办酒席：父母过生、小孩满月、孩子上学、乔迁新居、订婚结婚等等，频繁的礼节不但会抽空传统习俗的良善价值，其背后水涨船高的随礼也会让情感互动变得“面目可憎”，甚至衍生出腐败等“副产品”。

　　遏制此风，常德的做法可资借鉴。据闻，常德等地农村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民众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乡规民约”，有效地增强了民众的自我约束意识，避免了礼金的随意“涨价”，较好地抑制了过度“人情消费”。这样的尝试无疑值得其他地方“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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